（三）并非冗余的部门法 宪法具体化会导致部门法的冗余，是陈文指出宪法具体化肯定论的第二个逻辑错误。

比例原则是保护基本权利的利剑，通过解释基本权利相关条款得出比例原则在方向上具有正确性，但不宜扩大化。如果行使权利必然会造成损害，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选择较小损害的行使方式。

在宪法结构体系中，宪法基本原则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宪法精神之滋润，下启宪法规则之制定、解释、适用与修改。自二战结束以来，比例原则已成为全球合宪性审查的重要实质标准。(53) 我国《宪法》第51条权利的限度条款不仅是对公民义务的规定，更是对国家义务的规定。如在张彦武诉张进良相邻通行纠纷案中，张进良在张彦武唯一通行的过道里修建了南北楼梯，直接影响张彦武家的正常通行。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之争，实际上同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不明确有关。

因此，探寻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可以消除误解，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功能，使合比例性分析在部门法中得到更好地展开。(19)《关于印发路政文明执法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第43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及其路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遵循比例原则，选择适当、必要的方式、强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

李大钊对人权的研究涉及其对于自由与民主概念关系的认识。三、1918年苏俄宪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影响 在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下，诞生了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宪法秩序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元化的新的人权发展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属于农村无产阶级，他们最接近的朋友，能够成为革命的力量。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话语变迁的文献梳理为基础，探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及其表达。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介绍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辩妄》。李大钊等人的人权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人权概念被注入新的内容，个人本位的人权概念开始向社会主义的人权概念转化。

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党的二大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29]，科学地阐明人权与政权、人权与主权、人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文谈到生存权问题，认为：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12]。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这一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42]实现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则是召开体现各阶级利益的国民会议。本文以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话语变迁相关的文献为基础，探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及其表达。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45]。

二是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增加生产力。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强调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8]。

注释: [1] 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页。[5]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41]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政治的目的和精髓就是实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等重要自由权利，而宪法是达成这一要求的制度保障。[36]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37]，这里实际上是扩大了人权主体的范围，把民族解放作为争取人权的前提，体现了鲜明的人权立场。从毛泽东早期就人权问题的论述到我国政府发布的人权白皮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权思考的理念与脉络。在政治上，要求农民集会结社自由、民选县长、乡民选举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地方财政公开、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禁止差役需索。五、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变迁 （一）追求自由权利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民主政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3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目标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34] 1923年2月，党在领导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明确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劳动权利、自杀权、人格权等人权形态作出广泛的引介和探讨，试图以此呼唤民众的人权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

[5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运动的口号，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为妇女奋斗提出的目标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25]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上海舆论界和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宪法、权利等话语体现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权发展的影响。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等。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共产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李大钊等人在最初接受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候，就关注到了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他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28年6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并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工作。192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再次强调每日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并把保护女工童工作为五一的标语。

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

在文化自由上，保证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以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40]。[43]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案大纲》。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虽然李大钊和陈独秀没有发表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少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关注了苏俄宪法问题。作者简介：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既认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人权，在斗争中争取。[52] 参见注[47]，第168页。

[48]与人口规模地位严重不相符的是，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兼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兵匪六种蹂躏[49]。陈独秀说：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